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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解释性刑事司法文件规范化论要
发布时间:2018-07-08 15:17      阅读:23
姚毅奇 蒋凌申


  引言
  实践中,犯罪的花样纷繁复杂、手段变化多端、地区差异极大;但刑事法却条文精炼、罪名有限、适法谨慎。为保护法益,规范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的司法解释应势而出,确保法网疏而不漏。但除全国适用的刑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之外,还存在大量地方性的解释性刑事司法文件,[1]由地方公安司法机关针对该地犯罪形势之特殊,或依据司法解释制定实施细则;或先于司法解释率先释法出台用法意见,以内部文件形式下发,在当地刑事司法实践中广为应用。这些解释性地方刑事司法文件在发挥及时性、有效性、规范性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违法僭越、恣意解释、地方保护、各行其是等乱象。为此,“两高”于 2012年出台《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以下简称“《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通知》”)强调:“地方人民法院、检察院不得制定在本辖区普遍适用的、涉及具体法律应用问题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这再次引发的对地方司法文件法律属性、合法性依据、规范化等法律问题的思考。鉴于文章的篇幅和研究范围所限,本文仅就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进行分析,这些文件包括地方法院单独出台的刑事司法文件,也包括地方法院与其他地方机关联合出台的刑事司法文件。
  一、地方解释性刑事司法文件的现状考察
  关于法律解释的系列问题,相对于理论、概念和逻辑上的分析论证,更重要的是通过大量的实证性考察和个案分析,发现其中具有真正法律意义的问题和答案,[2]对于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的现状,我们可以先从以下两范例进行考察:
  【例1】上个世纪末,福建省部分城乡利用香港“六合彩”从事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扰乱经济秩序。为此,福建省地方公安司法机关于2001年11月制定《关于利用“六合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理意见》等规范性司法文件,视不同情形分别依法以赌博罪、非法经营罪、诈骗罪予以规制严惩,有效遏制违法犯罪的高发势头。2005年5月,“六合彩”违法行为引起“两高”重视,并制定《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未经国家批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作出明确规定。综上,为及时有效惩处“六合彩”违法犯罪,自下而上,共涉出台4部地方解释性刑事司法文件、2部司法解释,还有《刑法修正案(六)》赌博罪名的增设。从文件制定、修改、补充到完善,形成了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的一体化。
  【例2】2011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网行动”,各省、市也相继出台各种“通告”与“意见”作为本地范围内实施“清网行动”的指导,但却在不予羁押、自首等标准上,产生诸多的混乱。以福建省为例,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下发《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其中增设不予羁押情形:“法定最高刑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下,且不属于法定不得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情形,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期间一般不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之后,不少地市所制定的类似文件,其内容权限之混乱更是值得商榷,如福州市和漳州市的相关司法文件将“不予羁押”的标准,竟然是“法定最高刑在十年以下(包括十年),且不属于法定不得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情形的,可以不予羁押。”[3]这与福建省相关规定有着明显的冲突,更有不受后者约束、另起炉灶之嫌。窥此一角,可预见地方刑事解释性司法文件之混乱。
  (一)实质分析: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属于指导性法律解释
  学者认为,法律解释的主体应当以司法裁判者为中心,除了最高法院具有发布司法解释的权力外,地方各级法院并不享有司法解释权,但依法享有法律解释的权利,也应当成为法律解释的主体。[4]地方人民法院虽然不得制定在本辖区普遍适用的、涉及具体法律应用问题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但却可制定司法文件,并得到明确授权。如“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授权地方高级法院、检察院可制定该类犯罪的数额标准,上报批准后执行;又如最高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上下级法院审判关系意见》”)规定:高级法院通过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等形式,对辖区各级人民法院进行指导。
  一旦涉及法的适用,地方刑事司法文件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法律解释功能,只是有别于司法解释那样涉及“具体法律应用”。如上文所提的福建省《关于利用“六合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理意见》第8条就是针对打击“六合彩”犯罪,如何适用非法经营罪与赌博罪而进行的解释;又如上海市高级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则是对适用司法解释产生的疑问进行答疑解释。刑法解释具有规范和指导刑事司法、弥补刑事立法欠缺、促进刑事立法完善等功能,[5]地方刑事司法文件同样具备弥补缺漏、统一法律适用的积极作用。正如储槐植教授所认为,法律规范适用其实就是法律规范被解释,各级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刑案过程中遇有疑难时所表现的理解,其数量之多难于统计,比“司法解释”出现频率更高,实践价值更大。[6]地方司法文件是司法机关超越个案裁判的集体司法决策,这其中汇聚法官群体的审判经验和知识精华,已经自成体系,具有属地普适性,在司法实践发挥其指引和规范效用。总言之,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是司法者法律解释的重要载体,是刑事立法、司法解释的有力补充。
 

地方刑事司法文件与刑事立法、司法解释的互动关系图
 
  但地方法院的刑事司法文件是不能在司法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的,这从形式侧面说明了,此类解释性文件只是对法律文本(包括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说明,对当地刑事司法仅起到规范指导作用,并不具备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效力,这是其与司法解释的本质区别所在。具体而言,刑事司法是将违法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从而形成刑事判决,而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的法律解释功能就是为事实与规范的衔接提供政策引导。地方刑事司法文件最终只能通过在刑事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找到立足点,才能对实践产生作用。因此,如何规范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的解释范围、解释内容以及解释权限,将是法律解释体系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刑事司法文件参考指导功能示意图
 
  (二)形式分析: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的存在样式纷繁复杂
  从形式上看,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呈现,表现多样、内容广泛、主体多元、数量庞大等特点。此外,地方刑事司法文件还有其特性,刑事诉讼重视互相配合,故司法文件以地方司法机关联合为主,地方法院单独发文为辅,与之相反的,民事司法文件是由法院制定;司法文件一般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分别解释适用,还有司法文件“刑事一体化”解释行文的趋势。只有认识到这些特点,才能够理清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规范化的头绪,找出问题的着眼点。
  1.解释的表现多样

表现形式 功能 范例
实施细则 司法解释(文件)
实施指导
江苏省高级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
若干规定 法律适用及政策指导 福建省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若干规定》
实施(指导)意见 法律适用及政策指导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关于办理盗窃机动车、“飞车”行抢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会议纪要 法律适用及政策指导 山东省高级法院、检察院、青岛海关、济南海关《办理走私刑事案件工作联席会议纪要》
问题解答 答疑指导 北京市高级法院《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通告”、“通知”、“规程”等 法律适用及政策指导 上海市高级法院《上海法院死刑案件审判规程》
  2.解释的内容广泛
刑事程序类的司法文件 刑事实体类的司法文件
管辖 辩护与代理 证据 自首立功 量刑 罚没
强制措施 鉴定 赃款赃物 危害公共安全罪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附带民事诉讼 审判 执行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贪污贿赂罪 渎职罪
  3.解释的主体多元
  横向联动
纵向级别 省高级法院 省检察院 省级公安机关 其他各级有权部门
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 市级公安机关
基层法院 基层检察院 县级公安机关
其他有权部门:包括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以及有查处违法行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如海关、烟草专卖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
  4.解释文件的数量庞大
信息来源 时间 范围 数量
北大法律信息网 2013.5.5止 全国(民事刑事) 1689
上海高级法院刑事司法文件 1998-2006 上海市高级法院等 32
福建刑事司法文件 1997-2012 福建省高级法院、检察院等 43
福建漳州刑事司法文件 2002-2009 漳州市中级法院、检察院等 6
《“两高”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刑事卷》(第二版) 2011.6 全国法院、检察院等 76
  此外,地方司法文件还涉及“秘密性”的问题。这些规范性刑事司法文件,以单独或者联合制定的形式在司法机关内部行文下发执行,有的还定有“密级”,不能够在公开的渠道轻易获得。甚者,由检察、公安机关牵头制定的刑事司法文件,即便在法院系统内部网站也无从查阅查电子文本。
  (三)应用分析:地方刑事司法文件影响司法实践的现实路径
  当统一本地区法院在区域内适用法律尺度的需要显得十分迫切之时,当某一类的具体应用法律或司法解释的问题显得比较突出,且需要及时处理和解决之际,地方法院针对具体应用法律或司法解释的问题所制定的规范性司法文件便应运而生。[7]但地方刑事司法文件是如何发挥其效用,而影响司法实践的呢?
  1.通过地方法院二审终审格局影响司法实践
  地方司法文件权威效力,源自于地方法院刑事终审权。据考察,自1998年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审审理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只受理二审、再审刑事案件,而不再审理一审刑事案件。当前,除死刑复核归最高法院外,实际上,刑事审判终审权行使止于高级法院,概言之,普通刑事案件是地方法院终审。
所以,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制定刑事司法文件有司法权威效力,在其司法管辖区域内具有司法裁判指导适用拘束力。以至,地方司法文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连律师辩护意见也不能与之相左,否则,不但会面临公诉方驳斥,也得不到法庭采信与支持。终审审判层级对应的司法权力保障,决定了制定司法文件以高级法院为主,中级法院为辅,基层法院只是个例。
  2.通过司法内部监督指导影响司法实践
  《上下级法院审判关系意见》第8、9条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业务监督指导是其职责,最高法院通过审理案件、制定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发布指导性案例、召开审判业务会议、组织法官培训等形式,对各级法院进行指导。于是,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制定司法文件(审判业务文件)成为常规指导方式之一。该意见第3条又规定: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受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刑事案件,必要时可以依法报请上级法院审理。但在审判实践中此制度却形同虚设,基层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无论一审还是二审,向上级法院请示成为惯例。案件请示、内核、备案成为上下级法院联通的体制,基于对案件请示的答复,上级法院制定司法文件成了必然,刑事案件内核、报备,也成为审判监督之潜规则。因为法官唯上、服从的办案习惯,地方司法文件解释自然成为解决问题的“良方”。
  此外,司法行政化也是提升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的影响力的重要推手。由于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法院内部,司法行政化倾向愈加突出,地方法院审判绩效考核如同地方政府GDP考核。法院(法官)为完成审判质效考核业绩指标:涉诉信访、服判息诉、发回重审、改判率等,必定要照“章”办事,“章”就是法律规定和法院文件,法院刑事司法文件指导法官“案不可办错”,法院监督考评文件督导法院“队不要站后”,而法院文件的制定者、考评者正是具有终审裁判权的上级法院。
  二、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与最高法院刑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的具体冲突
  什么是“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什么是“其他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性文件通知》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如此,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同样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地方刑事司法文件与最高法刑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在形式、内容、权限上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冲突。
  (一)解释形式的冲突
  形式是实质的载体,最高法院的刑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与地方法院的刑事司法文件应当有着各自特定的形式载体。2007年4月施行《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规定》”)第6条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除了“解释”之外,其他三种文件形式并非为司法解释所专用,也不能阻止刑事司法解释与地方刑事司法文件在行文形式上的冲突。因为“规定”、“批复”是常规公文形式,常为地方司法文件所使用,如2010年河南省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制定《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的规定》;2012年广东省高级法院《关于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人应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批复》等。
  此外,最高法院还发布司法解释以外的司法文件,诸如“意见”、“会议纪要”等,并被程度不一的视为是司法解释,如2008年最高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10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而这文件形式则是地方法院司法文件的常用形式。其中,冲突最为严重则是“通告”一词,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均有此类形式的刑事司法文件存在,“清网行动”中出台的一系列司法文件就是典型的例证。
因此,最高法院的刑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与地方法院的刑事司法文件有相当一部分单从行文的形式上是难以区分的,而其在形式上的混乱和冲突,却是双方未协调一致、各行其是的后果。
  (二)解释权限的冲突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指出,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通知》第1条规定,地方人民法院一律不得制定涉及“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但何谓“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呢?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至今仍语嫣不详。不少地方刑事司法文件虽然未被冠以“规定”、“解释”等,但却无疑涉及非常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如北京市高级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2009年),虽然不是对具体条文进行解释,但其对刑附民诉讼制度疑问的解答将涉及法律的具体应用;又如浙江省高法的《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2012年),虽是对部分罪名的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出台意见,但无疑也是直接涉及法律的具体运用。
  解释权限的冲突还普遍存在于地方上下级法院之间,而且至今尚未有合适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此进行有效的权限划分,“清网行动”以来各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解释活动就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自“两高”等出台《关于敦促在逃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以来,各省级、市级,乃至基层法院等对此纷纷出台不同版本和级别《通告》,乃至相关配套《意见》,然而,出自不同级别法院的司法文件不但在形式和标题上大同小异,就连解释权限也几乎没有区分。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各地市制定《通告》、《意见》所解释的内容则几乎脱离省司法文件的约束,如福州市和漳州市的刑事司法文件则超越了前者的要求;而厦门市出台的司法文件则对前者没有全面的予以体现(后文详述)。
  (三)解释内容的冲突
  至于解释内容的冲突,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清网行动”来进一步观察。此期间,地方司法文件可谓各行其是,最高司法机关通告本可全国普遍适用,结果在发布和执行过程中发生异化,“不予羁押”条款被擅自增加,甚至,从省到市的设定限制条件一再超越。如福建省的则增加“法定最高刑有期徒刑五年以下,且不属于法定不得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情形的,一般不采取羁押的刑事强制措施”;湖南省的则增加“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负案在逃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投案自首的,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负案在逃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投案自首的,视其犯罪性质和悔罪表现,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不仅如此,部分地市级公安司法机关又再“创新”发布通告,仅福建省就十分混乱——福州市和漳州市将“不予羁押”的幅度大幅放宽至“法定最高刑有期徒刑在十年以下”;而厦门市则坚持“两高”的通告精神,不考虑福建省规定,未增加不予羁押条款。“内容冲突”背后的“级别冲突”、“权限冲突”是刑事司法文件解释乱象的有力注脚。
  究其原因,“清网行动”是由公安机关主导,地方司法文件(通告、意见)由公安机关牵头协调制定的。执行中,为提升“清网行动”成效,敦促在逃犯罪人员归案,公安机关取保候审“高抬贵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一路绿灯”,法院审理则“左右为难”。法院对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具缓刑条件的被告人,依法决定逮捕收监。情况激剧发生变化,一些归案取保候审的犯罪人员闻风而逃,以致法院决定逮捕阻力重重,另一方面,法院不得不大幅度从轻减轻处罚,放宽管制、缓刑、免处的条件。执法尺度一再放宽,超越宽严相济原则,公正司法遭到民众质疑。
  三、地方法院解释性刑事司法文件规范化的建议
  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多而杂,呈现“冲突”乱象,故应积极回应并规范之。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来阐释刑事法律文本的含义,统一法律适用尺度,确实功不可没。再者,在解释法律过程中,通过对各类解释方法的运用和合理逻辑推理,客观上往往起到消解法律歧义、阐明模糊概念、填补法律漏洞等效果或功能。[8]所以,作为解释者,心中得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惟此,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9]故制定规范性司法文件的过程,要秉承先进的司法理念,遵循相应的解释原则,综合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并从机制层面予以完善。具体规范化机制而言,可借鉴相关法律解释、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来进一步构建。
  (一)统一解释形式、具化解释权限
  解释形式的混乱,是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与最高法院刑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无序状态的共同结果。规范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形式的前提之一,首需规范最高法的刑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的形式。路径有三:其一,以法律形式明确区分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司法文件,并确定各自的专用形式,司法文件不得使用司法解释的专用形式,司法解释不得使用专用形式以外的名称,以此树立司法解释的权威并提高区分度,结束法律解释形式的乱象。其二,规范最高法院刑事司法文件的形式,防止其过度滥用形式名称而与地方司法文件相混同,进而挤占后者的形式空间。其三,确定不同级别地方刑事司法文件的专用形式或级别形式,如可在“意见”、“细则”之前加上级别或范围修饰语,实现级别与范围区分;对性质类似的形式,采用不同的术语以届区别,如将“批复”改为“问题解答”。
  具化解释权限可由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明确“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内涵,以此划分最高法院与不同级别地方法院的解释权限,从而正式赋予并规范地方法院制定刑事司法文件的权能。地方法院可以针对法律、司法解释,及上级法院刑事司法文件的不明晰处,制定具有适法指导或政策引导作用的刑事司法文件,否则,不得擅自制定。下级法院所制定的刑事司法文件不得具有“司法解释性质”,不得与法律、司法解释以及上级法院的刑事司法文件相冲突抵触,也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下级法院的刑事司法文件对上级法院不具有拘束力,但上级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可予以必要考虑。
  (二)规范制定程序、明确审查机构
  地方法院刑事司法文件的制定,原则上可由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具备受理二审案件资格的法院来制定审判业务文件,可解决审判业务指导层次过多的问题,因为上诉法院与初审法院不同,前者侧重于规则之治,而后者侧重于纠纷解决。[10]基层法院处于审判一线,其对法律适用的解释与见解不可忽视,但其如需要制定刑事司法文件,应当与上级法院协调一致,以尽量避免上诉过程适用法律的偏差。同时,须规范制定程序,司法文件的立项、审核、协调由法院研究室负责,文件起草由刑事审判庭承担。
  确定逐级上报制度,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刑事司法文件均应上报高级法院备案。高级法院经最高法院授权制定部分犯罪数额标准的司法文件,报最高法院批准,此外,其他司法文件报备即可。上级法院可以针对下级法院刑事司法文件的违法或不适当之处提出修正意见,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修正建议可以申诉。鉴于此,最高法院、高级法院有必要成立“地方法院司法文件审查机构”,该机构可与研究室合署,因为研究室是司法解释、司法文件的审核与协调部门,而且大量地方司法文件凝聚审判一线法官的智慧和精华,可为司法解释立项提供参考。该审查机构还要赋予新职责:督导地方司法文件编纂清理,受理司法文件异议审查,协调司法文件法律解释冲突的问题。2012年3月,最高法院通知清理司法文件,但实际清理的效果微乎其微,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未能设置明确机构与建立长效机制是一个因素。
  (三)完善报备制度、规范文件公开
  地方司法机关出台司法文件,可试行报同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因为地方政府规章应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而地方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报备范围,有脱离监督之嫌,也不利于文件公开。这可借鉴《司法解释规定》第26条:司法解释应当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因为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对法律法规在当地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倘若通过备案审查,消除司法文件规范的冲突,远胜过对具体案件监督。再者,地方司法文件解释内容,重在为地方司法权运行服务,而未必为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况且,刑事司法文件以联合制定为主,重在部门之间互相配合,由于地方司法部门存在平行性,部门之间缺乏互相制约,要实现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有赖于地方立法机关的审查协调。
  关于文件发布,在当前司法民主与司法公开的大环境下,地方司法机关解释法律,制定针对不特定对象反复适用的规范性司法文件,应当公开发布。这可借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公告发布和刊登的形式,地方刑事司法文件必须在当地官方权威报纸公布,司法文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司法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司法文件也应在地方法院出版物或互联网站上相应刊列。
  结语
  当前地方刑事司法文件对法律解释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不可忽视,更不可禁止,它是中国法治和司法制度的一个缩影,清楚地折射出中国法治进程的复杂与艰难。社会对地方的刑事司法能动性寄以厚望,期待通过法院得到更多社会正义,并以此弥补立法的缺陷。但对于地方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的扩张,我们也应当予以警觉,应当规范其解释的权限、形式以及内容,将其限制在相对谨慎的范围内,防止其恣意释法、越权释法。



[1] 地方公安司法机关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名称表述繁杂,有“审判业务文件”、“审判指导文件”、“地方司法业务文件”、“地方法院审判规范指导”、“准司法解释”等,对此,北大法律信息网则将之归类为“地方司法文件”,又鉴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权威发布”中,将未使用法释文号的规范性文件均归类为司法文件,因此,从文件的实际用途和性质定位上看,称之为“地方司法文件”。据法律领域或制定机关可细分为“地方刑事司法文件”、“地方民事司法文件”;“地方法院司法文件”、“地方检察院司法文件”。
[2] 范愉:《法律解释的理论和实践》,载《金陵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卷,第34页。
[3] 参见福州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联合出台的《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联合通告》第2条;漳州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联合出台的《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第2条。
[4] 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5] 李希慧:《论刑法解释的功能》,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5期,第17页。
[6]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74页。
[7] 董鸣:《我国地方法院审判规范指导发展机理研究》,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1期,第51页。
[8]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9]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第1页。
[10]  董鸣:《我国地方法院审判规范指导发展机理研究》,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1期,第56页苏力:《司法解释、公共政策和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有关“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切入》,载《法学》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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